|
|
编者按：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思想阵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没有迷漫的“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更加严峻复杂，尖锐激烈。我们要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日前，沈阳军区某集团军炮兵旅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积极开展“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专题教育，通过灵活运用故事启迪、案例剖析、疑难辨析、时尚引领等方法，帮助官兵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基础。本刊今日选登炮兵旅部分官兵的心得体会，希冀能给读者以启迪。
“军队非政治化”兜售的是什么货色？
政治委员 金维森
西方国家以自己为标杆，鼓吹什么军队同政治分开，不代表或支持任何一种政治观点或任何一个政治党派。这就是所谓的“军队非政治化”观点。国内一些“异见分子”鹦鹉学舌，摇唇鼓舌这一观点，胡说什么“军队应当保持中立”，其实质都不过是为了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不是什么好货色。
众所周知，军队因政治而产生，因政治而存在。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从属于一定的政治集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阶级属性本质上就是政治属性。而且任何阶级和国家建立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军事只是实现一定政治利益的手段。用恩格斯的话说，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就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早在苏联红军创建时，列宁就曾指出，“专制制度的奴仆们的所谓军队中立，所谓必须使军队不问政治等论调都是虚伪的”，“军队不可能也不应当保持中立”。古今中外，没有一支完全“中立”的军队，也没有一次非政治性的战争。现代社会，不管是战争行动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仍然都具有政治性。
一些人宣称的“军队非政治化”，仅仅是指军队不介入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这种“不介入”恰恰表明西方军队是整个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军队非政治化”论者无视军队源于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历史事实，剥离军队的政治属性，歪曲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在政治逻辑上是荒谬的，在军事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当今世界，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政党政治，不管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国家，军队都必须执行和完成执政党提出的各种政治任务，各国军队都被“熔化”在执政党的政治运作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军队非政治化”的问题。一些人鼓吹“军队非政治化”，其目的在于，让我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脱钩，把我军“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之中。“军队非政治化”的实质也就是让我军“非无产阶级政治化”。
坚决抵制这种错误思潮影响和敌对势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渗透，我们要不断强化军魂意识，深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根子，从建军原则和国家制度的结合上，充分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必然性，自觉划清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和西方军事制度的界限，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建连育人，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部队发展各领域，贯彻到部队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到实处，始终高举旗帜、听党指挥。
谁说军队只有“非党化”才能建成信息化？
参谋长 曹宝元
教育中，我联想到三连司务长唐英伟外出采购时遇到的一件事。那天他被几个自称“救国救世”的人围住，这些人劝其退党退伍，邀请加入他们的组织并为其“封官”，同时塞给他一本“宣传册”，让他“学习学习”。唐英伟归队后和连队干部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什么“一党化、政治化，军队就走不到信息化”。
把“非党化”与“信息化”胡乱地扯在一起，是国内外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所谓“军队非党化”的一个新手法。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公然提出所谓“政党组织应从军队退出”等政治主张，使得“军队非党化”日益成为对我军渗透破坏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
“军队非党化”有着极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所谓“非党化”的军队，只不过对不同国家和政党政治类型来说，其具体的领导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实行一党制或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国家里，由执政党直接领导军队在所必然；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里，政党则通过政府间接控制军队。政党以间接方式控制军队，从表面上看军队不属于哪一个政党，执政党也不能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军队表面上是“非党化”的、超越政治的，但实际上不仅执政党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运用相应的行政权力对军队实施领导和指挥，就是那些在野党，也可以通过议会等平台，通过参与有关军队的人事任用和政策制定等事务，来对军队施加影响。因此，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中，执政党领导军队是一个普遍规律，军队与政党具有必然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能被掩盖抹杀的事实。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才保证了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毋庸讳言，在这场以信息技术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新军事革命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充当了“领头羊”，走在了前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决不能由此得出西方的做法就是惟一正确的新军事革命和军队现代化道路的结论。学习借鉴一切反映时代要求的科学有益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那种把新军事革命及军队现代化与西方军事制度及治军模式等同起来、与坚持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及我军优良传统对立起来的观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说明，现代化的方向虽然是既定的，但现代化道路却是多样的。现代化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党制度下实现，新军事革命及军队现代化道路同样是多元的，而不是一个模式。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军队发展的动力。军队改革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正确方向，坚决反对以“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观点裁决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信息化建设的错误倾向。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科学发展的源泉和优势。“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党为军队确立的战略目标。这些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军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人的信息化素养不断提升，新式信息化武器装备不断研发并列装部队。不仅性能优越的歼－10战机装备部队，而且新型战机又试飞成功，我国还将在2020年前建立全球导航系统。这些都将成为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有力支撑。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的以党绝对领导军队为核心的军事制度，是中国惟一正确的军队现代化道路。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鼓吹“军队非党化”，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的图谋是不能得逞的。
“国家的军队”等于“军队国家化”吗？
政治部主任 汪占军
最近，我军派出飞机和军舰参与从利比亚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成为广大官兵及社会各界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话题。我军此番出色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再次生动诠释了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也反映了我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维护国家利益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是对我军的科学定性。但却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认为既然是国家的军队就应当实现“军队国家化”，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十分荒唐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的，具有国家性质。但“军队国家化”论者利用人们对“军队是国家的”这一概念的认同心理，把“国家的军队”与“军队国家化”等同起来，谁反对“军队国家化”，就给谁扣上反对“军队是国家的”帽子，这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行径。军队是国家的，它在所属上是一个子概念，同时也属于其他；而“军队国家化”，只剩“属于国家”这个唯一概念，不再属于其他。“军队国家化”论者其重要企图就是挑动军队脱离党的领导，使军队脱离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军队一旦背离了自身的政治性质、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谈不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更不能正常履行维护主权领土完整的国家职能。苏军脱共实行“国家化”，导致政权解体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军队国家化”论者打着政治民主的旗号，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持久的“民主化”改造，以达到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搞倒所谓“集权”国家、搞乱所谓“不听话”国家，进而称霸全球的险恶用心。事实也充分证明，这样做已给东欧、非洲、南美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等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党一手缔造了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和军队之所以能够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就是依靠“党指挥枪”这个原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便自然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三者完全一致、高度统一。“党的军队”强调的是我军军魂，“人民的军队”表明的是我军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反映的是我军存在形态，因为党代表的是人民利益，军队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人民的。回顾我国现代化的辉煌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英雄军队，这是我国最宝贵的政治优势、最值得珍惜的政治资源。
“诺贝尔和平奖”变味说明了什么？
六连指导员 于洋
从媒体上得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让人极为震惊：一个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正在服刑的囚徒，怎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背后因素到底是什么？
翻看西方一些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刘晓波被依法判刑后，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看到他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价值”，便不遗余力地向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游说施压，要求颁奖给这位中国“异见人士”。说穿了，授予其“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反华势力有预谋、有组织精心策划的事件，是对我意识形态的公然挑战。
根据诺贝尔的遗愿，“诺贝尔和平奖”应授予“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但在西方某些人主导下，“诺贝尔和平奖”越来越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最终沦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因推动实现韩朝最高领导人首次会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同样为此作出努力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却与该奖无缘。这曾引来国际舆论的强烈质疑，普遍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打上了西方价值观的深深烙印，也使得该奖项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就连挪威学界也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组成的合理性、执行诺贝尔遗嘱的忠实性以及实际独立性不断提出质疑。
通过别有用心地提名或颁奖给中国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异见分子”，目的不过是以此宣扬所谓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明目张胆地推销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兜售他们所谓“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普遍民主”的政治体制，颠覆我国的政治制度。根本不是为和平，而是图谋以此给中国社会撕开一个口子，使中国社会因政治分歧陷入无穷无尽的纷争，为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制造麻烦。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诸如“诺贝尔和平奖”之类的做法，其实不过他们这场“大战”打出的一枚“臭弹”，早已被世界上许多爱好和平的人们所洞察。20多个在挪威有常驻机构的国家拒绝出席“颁奖仪式”，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明确支持中方立场，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棒杀”和“捧杀”的背后隐匿着什么？
宣传干事 姜玉多
当今中国不仅平稳度过金融危机，而且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奇迹”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中国机遇”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些高帽子不断地飞到我们的头上，诸如“中国领导世界”、“G2”、Chimerica(中美国)等等，西方一些媒体甚至把世界的“新主人”这顶大帽子也送给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
面对如此高调的“热捧”，笔者不禁想起此前与之截然相反的声音：也就在十多年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其指责范围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科技甚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有“中国崩溃论”也不断花样翻新，甚至在全球引发“谁来养活中国”的大讨论，使尽浑身解数挥舞大棒，大有一种不将中国置于死地不罢休的架式。
无论“吹捧”还是“棒打”，都让人觉得对中国的发展存在着别样的用心。西方媒体、学者和政府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进行“棒杀”的背后，有着多重动机：在国内政治层面，主要是藉此掩盖本国政府的政策失误，把本国出现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的发展上，以此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在国际政治层面，一方面为了打压中国，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制造骇人听闻的舆论，给中国制造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则为了离间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阻止发展中国家效仿“中国模式”，走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而蓄意高估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过度渲染中国影响，企图设置“美丽陷阱”，不切实际的、不合理的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其实质是期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步调和节奏纳入其主导的“战车”，为其全球的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
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力虽然有很大的提高，但在经济总量、资源总量、消费总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被13亿多人口基数一除，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美元，排在世界98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93%。在农村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有近2亿的富余劳动力；在城镇有2000多万人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每年还有2400多万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无论是此起彼伏的“棒杀”，还是花招迭出的“捧杀”，其最终都是想扼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攻势的又一招。既然他们出招了，我们当然不能不接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接招，最好的方式就是既要识招，又要破招，我们既不要被他们的“中国威胁论”所吓倒而停滞不前，也不要被“中国领导世界”的迷魂汤所迷惑而沉溺于“幻觉”之中，我们只专心致志地做好一件事，那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让中国人民得到更多的福祉。
岂能用“多样化”取代“一元化”？
政治部副主任 吕新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小老板等“新生代士兵”走进军营，逐渐成为部队建设的主体。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多元、多变。通过学习、授课，我深切体会到，无论价值观念怎样多元化，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一元化。
社会的意识形态如同一张网，由纲和目组成。如果说不同的价值取向是目，那么指导思想就是纲，只有纲的统领，目的连结，才能形成主次分明、密而不疏的思想体系。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君主统治下的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是以资本为前提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一个普遍规律。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尽管思想的多样化和自由度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只是其实现方式披上了自由主义的外衣。我们通过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事件可以看到，任何主张改变私有制，实施革命，改变现行制度的思想，都会被禁止，更不可能处于支配地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占有统治地位,而且是资本扩张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对世界进步人类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知道，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巨大困难的时候，西方重新兴起“《资本论》热”、“马克思主义热”，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征服世界、影响世界的巨大理论力量。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由其科学性、真理性决定的，因为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实现了巨大的进步。
指导思想不是政策，而是基本价值，它一旦被否定或发生根本转变，那就要地动山摇。就我国的情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成分日趋多元化，社会经济生活日趋多样化，必然带来社会精神生活、价值追求的多样化。既然我们制度上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反映不同经济关系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追求，就必然是多样的、多元的。但是，在这个基本经济制度中，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作为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一元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主旋律。
“皮革奶”等问题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吗？
十六连大学生士兵 周志军
近来，国内有人用“皮革水解蛋白粉”加入奶粉中，以提高蛋白成分，谋取不义之财，人称“皮革奶”。对此，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觉得有机可乘，把诸如此类的热点敏感问题联系到一起进行炒作，将其根源说成“社会制度弊端”所致。
“皮革奶”的出现，从根本上暴露的是目前社会“趋利”之风严重，奸商损人利己，食品监管机制有缺陷。对此，国家有关部门不仅对这些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对各级监察部门监管中的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也进行严肃处理。前不久，农业部就下发了“2011年全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把“皮革奶”列入了农业部监测的黑名单，并出台了更具体的监管计划、更严格的安全要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深入人心，随着各种监管和追究机制的建立健全，类似的事件会越来越少。而这也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所需会更加安全可靠。
其实，奸商造假并非中国独有，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去年我的一位同学出访欧洲给朋友带回香水，经有关部门检测其中有的就是假的。对此，我就想问，他们怎么就不说他们存在“制度弊端”呢？
既然制假造假并非中国独有，既然中国已经为杜绝此类事情发生而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为什么境内外敌对势力依然大肆炒作攻击。联系起以往炒作拆迁、就业、房价、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社会热点问题，渲染“仇官”、“仇富”等情绪，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热心”中国事情的背后，却是那只操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看不见的手”。他们在按照“极力把个别问题扩大化、单一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的逻辑操纵舆论，借题发挥、大肆炒作，将所有问题都说成是“制度弊端”造成的，把群众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引向对我基本制度、基本政策的不满，挑唆群众跟党和政府对立，企图动摇党和政府的民心基础，进而颠覆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不能否认，有些问题的产生有制度体制的原因，但这也只是制度体制不完善造成的，而不是根本制度的问题，只要我们对制度体制加以完善，这些问题大都能解决。西方敌对势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深蒂固的，炒作中国社会当前的热点问题，就是活生生的例证。我们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充分认清社会制度的不同、根本利益的冲突、价值观念的差别，绝不让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得逞。
本稿件由杜善国、姜玉坤、范建立、郭克鑫、本报记者张心阳整理
http://mil.news.sohu.com/20110329/n280039648.shtml
支持
|
|
狗仔卡
發表於 2012-1-31 20:25:35
分享
收藏
提升卡
變色卡
搶沙發
顯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