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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 GDP為什麼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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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8-13 15:50:00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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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馬伯(Peter Marber)

1968年,我56歲的祖父犯了一次心臟病。很多人對此感到驚訝。他老人家身材清瘦,頭發濃密,面相看著挺年輕,而且極少生病。他接受了當時的標準治療——長時間臥床休息和嗎啡。恢復之後,他延續著發病之前的生活方式:抽煙,幾乎不運動,一日三餐吃著肉類、馬鈴薯和我祖母做的奶油糕點。5年之後,又一次心臟病發作要了他的命。

如果我祖父晚出生25年,他的壽命肯定不止61歲。過去40年裏,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海外,科學上的進步都已經極大提高了心臟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水平。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心臟病發作後幾天內死亡的概率幾乎有40%。70年代這一概率降到了25%,90年代又降到了10%。如今這一概率大約為6%。醫學領域的進步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心臟疾病的早期探測方法、減少壞膽固醇的他汀類藥物、診斷潛在堵塞的先進冠狀動脈造影法和可靠的搭橋手術。我們知道有節制的飲食、鍛煉和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能減少心臟疾病的風險,而新的研究仍在繼續提高預防和治療水平。


經濟學已經過時了!

在一些方面,醫學和經濟學兩個領域有著很多相通之處。二者都涉及多個專業,都在奮力改善和維持復雜系統的健康。但是與醫學不同,經濟學在過去40年裏並沒有多大進步。2008年下半年,美國和其他很多國家遭遇了一次本可以通過更有效的診斷來避免的嚴重經濟心臟病。如今,3年多已經過去,每個大洲上的各個社會似乎都在恢復,可很多仍舊面臨著舊病復發的威脅。世界的那麼大一部分形勢堪憂,很多國家仍舊依賴生命維持系統,其原因就在於政府僅僅開具相當於經濟上的臥床休息和注射嗎啡(低利率和某些財政刺激),而沒有大刀闊斧地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

政府本可以采取一些更加復雜而有效的治療措施:采用一套新的統計指標來監測經濟健康程度,以及在新的數據基礎上,推行全新的政策來診斷與治療關乎人民財政安康的主要器官的病癥。傳統的測算方法表明美國經濟正在上揚,哪怕美國人民的感覺恰恰相反。在整個歐洲以及日本,人們對於當前的經濟趨勢也普遍有種困惑感——大家都感覺那些被奉為圭臬的數字對尋常百姓而言越來越沒有意義了。

報紙、廣播和電視的大標題照例還在綿綿不絕地展示著GDP、通脹、就業等方面的關鍵統計數據。這些指標來自美國勞動統計局以及世界各國的首都,其影響力之巨令人驚異,可大部分卻看起來與街面上的現實狀況關系甚微。但全世界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仍然在決策過程中使用這些指標,而且只要有微小的數據修訂,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通脹率能夠影響到抵押貸款和儲蓄利率、期貨市場價格、國債支付利息,以及工資、養老金和社會保險收益的生活成本增加。

世界在過去幾十年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們仍舊在使用過去老一套的標準、術語和政策。這些舊式的統計數字歪曲了我們對現實的感知,給我們帶來了扭曲的世界觀和不可靠的政策依據。

如果不能夠準確地診斷癥結,便無法治愈它。

GDP 增長,為什麽我感覺不到?.png


GDP 增長,為什麼我感覺不到?

2012年的世界與三四十年前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以至於人們通常所持有的傳統經濟視角和觀點,如今看起來完全像是奇怪的老古董。從經濟角度來看,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世界,是許多內向型經濟體的拼湊。大部分的商品都是在本國內制造和銷售,只有二三十個國家之間有著少量的成品跨境貿易。就是在美國,貿易也只占了經濟總量的不到10%。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孤立主義政策被普遍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貿易和投資,再加上新生的信息科技的推動,世界進入了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時代。在這個時代裏,商品、服務、資本、才能和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高速穿越著邊界。在上一兩代人的時間裏,世界已經轉變成了一個互相依存、關系瞬息萬變的復雜體系。全球制造和銷售鏈將巴西鐵礦、希臘造船廠、中國煉鋼廠、德國汽車廠、華爾街銀行和皮奧里亞(編註:美國伊利諾伊州中部的工商業城市)的汽車零售商連接在一起。金融市場則令加利福利亞州的退休基金、亞洲的保險公司以及開曼群島對沖基金與各處的銀行糾纏不清。

然而,我們用於估量、診斷以及指導當前經濟的方法,仍然來自形勢較為簡單的過去。運用最廣、最受關注的衡量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該指標創立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美國國會要求賓夕法尼亞大學一名年輕的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制定一套統一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麼做的意圖是幫助政府官員領會大蕭條時代的經濟現實。這些統計數據成了GDP的原形,而且是對全世界經濟健康狀況的首次度量。GDP的定義是,在給定年份裏一個國家(或經濟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的總和,它使人們看待公共政策的方式發生了永久性的改變。庫茲涅茨簡單易懂的統計方法有其獨到之處。過去,在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很少有人會去咨詢經濟學家;但在掌握了有力的全新統計工具之後,經濟學家們搖身一變,成了二戰後時代的政策權威。

然而,就連其創造者也意識到了GDP的局限性。1934年,庫茲涅茨警告說:“一個國家的繁榮不能僅僅由國民收入的統計值來衡量。”1962年他再次寫道:“必須謹記增長的數量與增長的質量、增長的成本與增長的收益,還有短期與長期,這些之間是有區別的。”換句話說,GDP及其構成能夠且確實提供了人們生產和消費的度量——卻反映不了經濟狀況的質量。對於是否消費了過多不該消費的東西,或者儲蓄得太少這類基本問題,GDP給不了答案。對任何計算GDP的政府統計員來說,花在課本上的100美元,很可悲地不比花在香煙上的 100美元更具社會價值。美國人每年花費超過800億美元吸煙,而與吸煙引起的疾病有關的醫療費用估計有1600億美元。兩項加起來大約相當於美國GDP的1.5%——這一點也不值得吹噓。債務同樣可以在短期內以刺激消費的方式提高GDP,但等到以後政府和家庭不得不償還貸款縮減支出時,又會抑制增長。想想2000年以來美國新政府超過5萬億美元的貸款及其利息吧。

GDP作為一種統計指標也許已經成了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現象的受害者。這一定律於20世紀70年代由英格蘭銀行的一名顧問提出,它指出:一項指標一旦成為政策制定的依據,便立刻不再有效。比如說,警察可以通過從其他打擊犯罪的行動中調取更多資源,來降低商店行竊發生率。商店行竊發生率降低了,但其他犯罪發生率卻上升了。結果商店行竊發生率在指示總體犯罪趨勢方面不再有用。從這個角度來看,像GDP這樣的某個特定衡量標準,一旦被用作一個復雜系統(比如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的性能指標,政府便可能會關注這個衡量的指標,以國家的其他方面為代價來提高這個指標的增長。GDP本身也許會上升,但在衡量更廣義的經濟和國家財政健康狀況時,它變得不再那麼有效。

很多卓越的經濟學家都曾經多次指出過度依賴GDP的局限性,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和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內(二人在2010年發表了一份裏程碑式的報告,其中列舉了十來個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社會經濟衡量標準)。可是,將GDP作為主要經濟指標的執迷,卻基本上沒發生什麼變化。而如果說GDP在全球化之前的世界裏便是個不可靠的指標,到如今的形勢下更是具有極大的誤導性。了解GDP質量、了解其構成,尤其是4大組成要素(消費、政府支出、投資以及凈出口)的比重,對國家長期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然而,沒幾個政府把它們從一個單一的GDP數字裏分離出來,不管它已經變得多麼離譜。

作者為職業基金經理,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本文取自其新書《美麗新數學:為什麽在全球化時代我們需要全新的經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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